我国现行执行分配规则以“参与分配制度”为核心,形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先到先得”执行原则已难以适应当前复杂经济社会环境下日益增长的“公平清偿”司法需求。实践中,优先债权界定有待进一步完善导致劳动债权、消费者债权等特殊债权保障亟待加强,程序透明度不高影响了债权人对司法程序的信任,成为制约“根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瓶颈。当前,在个人破产制度逐步推进的背景下,其“公平清偿”“债务人重生”理念为执行分配规则完善提供了价值指引与制度参照。基于此,我国执行分配规则需从三方面完善:从原则上确立公平与效率兼顾、保护债务人基本权益、程序公开透明三大原则;从程序上优化参与分配申请条件与审查流程,规范分配方案的制定、表决与执行;从顺位上细化优先债权范围、完善普通债权差异化分配。执行分配规则完善需与个人破产制度、民事执行制度系统衔接:立法上推动民事强制执行法与个人破产法协同制定;司法上建立专业执行分配人才库与信息化平台;社会面上加强规则宣传引导。这一完善不仅能破解当前执行困境,更能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权益,强化破产保护理念,完善我国破产法律体系,为市场经济秩序稳定提供法治保障。
<正>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律适用》微信公众号在推送纸质期刊文章外,特开设“实践法学笔谈”栏目,为务实管用的实践法学研究成果提供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投稿要求如下:一、征文对象为司法实务人员及法学理论研究者。
格式条款是预付式教育培训合同的典型表现形式,为避免经营者滥用格式条款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针对预付式消费合同中无效格式条款的典型表现形式,细化《民法典》第497条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的一般性规定,为经营者规范经营和消费者依法维权提供指引。预付式教育培训合同格式条款的无效情形具体表现在对待给付关系失衡、风险负担失衡、责任承担失衡三个方面。经营者提供的格式条款排除消费者法定解除权及预付费返还请求权、免除经营者瑕疵担保责任及赔偿责任、授权经营者单方实质性变更合同内容、不合理地增加消费者维权成本的,依法均属无效。
知识产权纠纷特点、创新规律、产业发展与新时代“枫桥经验”具有高契合度,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知识产权纠纷化解中具有独特优势,并已然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切实贯彻和创新发展: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知识产权司法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稳知识产权综合治理的人民立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引领知识产权解纷方式的守正创新;坚持依法治理,保障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坚持“案结事了”,不断锤炼人民法院实质解纷能力;坚定法治自信,在国际知识产权治理体系中积极弘扬纠纷化解“东方经验”。进入“十五五”时期,人民法院要以更加公正高效便民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案,为创新主体提供更加清晰、稳定、可预期的法律边界和行为规则,以“和合”之力服务和保障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为促进土地合理利用,防止土地闲置,我国建立了闲置土地无偿收回制度。相关部门在制定无偿收回闲置土地规则时,对闲置土地上抵押权保护未给予足够重视,导致实践中处置无偿收回闲置土地上抵押权的现状有待改善。需进一步考量抵押权随闲置土地无偿收回而消灭规定的现实基础,评估其对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立的影响。理论上应澄清对于担保物权从属性规则的相关认识,贯彻民法典确立的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与抵押权追及效力的相关规则。无偿收回闲置土地的行政处罚目的在于遏制因土地闲置造成的土地资源浪费,行政处罚的相对人只能是土地使用权人,而不能无端扩大至没有违法行为的抵押权人。建议及时废止抵押权随闲置土地无偿收回而消灭的相关规定,明确抵押权人在债权范围内就土地出让金或收回土地再流转收益享有优先受偿权,并将抵押权保护理念贯穿于闲置土地无偿收回时抵押权处置的立法、执法、司法全过程,切实保障抵押权人合法权利,从而在法治轨道上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施行过程中,虚假陈述重大性的认定、董监高勤勉尽责标准的认定,以及帮助造假者的责任认定,成为新类型争点。虚假陈述重大性的认定,应以平衡投资者保护和上市公司发展为理念,充分结合个案具体情况,运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综合判断。董监高是否合理履行勤勉尽责义务,需根据客观和主观标准进行综合判断。帮助造假者承担一般侵权责任,帮助造假行为应具有重大性,适用推定交易因果关系,并以明知发行人实施财务造假及故意提供虚假信息为要件,“明知”的认定应从帮助造假者的客观具体行为出发,判断其主观意图。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是认缴资本制下约束股东出资责任、维持公司资本充实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适用中需在债权人利益、公司利益与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保护中寻找平衡。公司与债权人作为权利主体主张股东出资加速到期适用的法律逻辑并不相同,具体适用规则亦有差异。前者关注股东出资的契约性因素,后者关注股东对债权人责任的补充性。对于“不能清偿”的认定均须采用客观性审查标准,在具体标准把握上应注意与破产标准的区别。在权利实现路径上,公司请求出资加速到期宜由董事会决定与启动;债权人应通过诉讼方式主张出资加速到期,但可以选择单独或者合并起诉方式实现权利。出资加速到期请求权的行权主体、行权对象可以涉及多方主体,行权客体亦具有多样性,由此产生的权利冲突须根据内外有别原则进行区分化处理。
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比代位权更复杂,应当通过诉讼程序来实现。此等诉讼应当同时以公司和股东为被告,可判决直接向原告债权人清偿,但不排斥股东在诉讼中仍可向公司出资。对“不能清偿”之理解,从“资不抵债”“终本执行”到“停止支付”“不愿支付”之间,还存在难以或不愿变卖资产或腾挪资金等多种情形。如果允许公司弹性解释“不能清偿”,股东亦有理由作类似“不能”的抗辩。应根据公司和股东各自的清偿能力合理认定担责主体。公司要求提前出资时,应经由股东会决议,法院再对参讼各方予以合理评价。对剩余期限不同的未届期限股东可不作区别。未届期限股东的担责应后于已到期未按期出资股东、存在未按期出资初始股东时的其他股东,先于失权期满6个月未出资的其他股东。继受未届期限股权的股东不能提前出资的,其前手股东的担责应后于所有前述股东。公司的特定财产类型债务和特定股东的财产类型出资义务高度匹配时,在同等情形下可以酌情先由该等股东承担提前出资义务。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纠纷是《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新增案由,该纠纷的诉讼类型为给付之诉,而非形成之诉。《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是正确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指引,但其与诉讼标的不存在对应关系,不宜要求民商事权利规范为此作出调整。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学说多存在诉讼标的倍增问题。债权人代位权说中的传统一诉讼标的模式有望从实体法源头根本化解人案矛盾,具有突出实践价值。《公司法》第54条虽对公司与债权人同步作出规定,但债权人原则上应劣后于公司作为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诉讼的原告,例外可参照《民法典》第687条第2款但书。债权人起诉并未否定公司对出资的管理处分权,止付效果的发生有赖诉讼保全申请。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犯罪网络化已成普遍态势,信息网络犯罪日益成为犯罪的常见形态。与传统犯罪明显不同,信息网络犯罪呈现出链条化、技术化、去中心化和跨境化等特性。传统刑事诉讼程序直接适用于信息网络犯罪,在确定管辖、侦查取证、事实认定、追赃挽损等方面呈现出现实困难,亟需在立法层面加以着力解决。由此,在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背景下,应当积极回应数字时代的新需求,注重从价值导向、立法技术、功能设计、修法方法等方面谋划思路,着力推进信息网络犯罪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建构。在具体制度方面,应当围绕信息网络犯罪,在管辖规则、调查核实、网络技术侦查、涉案财物处置、涉外程序等方面构建专门条文或者一般规定,有效破解程序适用瓶颈,促进形成规范办理案件、有力惩治犯罪、有效维护权益的良好局面。